进入新常态并不会一帆风顺，一些潜在风险正渐渐浮出水面。

好不容易做出的正确决定，能不能贯彻到国家的方方面面，这是很大的挑战。进入专题： 中国改革 。

一个决定写得再正确、再明了，落实的时候还是会碰到各方面不同的情况，能不能贯彻下去，贯彻的时候还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是增加改革穿透力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薄弱的一环。在这些结点上，新的体制站住了，原有的体制突破了，就会产生很大的放射力和辐射力。但在有些解读当中，只剩底线，鼓励多方面创造这个意识没有了目标清晰、简单，穿透力就强。为了收到大国改革的规模化的红利，增加改革的穿透力，这方面的努力必不可少。

在这些结点上，新的体制站住了，原有的体制突破了，就会产生很大的放射力和辐射力。好不容易做出的正确决定，能不能贯彻到国家的方方面面，这是很大的挑战。2008年之前没有有效地推动改革，实际上就放大了之后大规模刺激政策的不利影响。

与户籍改革配套的城市建设用地制度改革领域，我也将提出，2014年中，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最相关的已经或即将出台的改革，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和对现有城市存量建设用地结构调整与集约利用改革。中国公布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和汇丰PMI也显示，11月工厂活动持续丧失动能，凸显了在经济遇冷的环境下制造业面临挑战。更重要的是，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已无力再减免税收。以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为例，本系列的第二篇文章将指出，目前的户籍改革措施仍然存在诸多可以商榷的地方。

换句话说，目前中国还没有出现系统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很可能恰恰是一系列超常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行为和调控，暂时掩盖了问题的出现，但同时也拖延问题的真正解决。其中的关键，还在通过改革来调结构。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一年左右的时间，单独二孩、废除劳教、新型城镇化、户籍、纪检、简政放权等领域的改革已经实施或准备推动。如此带来的经济增长， 甚至可能增加那些过度杠杆化行业的产品需求， 降低其目前相对较高的杠杆率。如果改革方向不对，还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进一步流失。如果不建立更完善的改革方案出台机制、并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去推动正确改革政策的切实执行，中国经济乃至社会未来几年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将显著加大

首先，不论是人口城市化还是土地城市化的速度都在放缓。另一项改革是2012年从广东开始、本届政府把它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在全国推广的，这就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它导致新增工商户数量大大增加，今年前三个季度全国新注册登记的工商户数比去年同期又增加了60%。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长期增长问题，也是一种误用。十分明显，人们在这里运用的，其实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

营业税是全额征税的，分工越细，税收重复的次数就越多。我国的产业结构从前年开始发生了良性改变。

2012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和第二产业第一次实现齐平。去年政府预期的城镇新就业人数是900万人，结果完成了1310万人，达到预期目标的145%。

另外，在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如果不能通过提高增长质量得到弥补，我们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许多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许多历史欠账无法得到补偿。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驱动因素是劳动力的增加。经济增长速度由什么因素决定？目前有许多人用消费、投资和出口等 三驾马车的状况来解释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如果减速的同时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度，虽然数量增加得少了，可是人民和整个经济所得到的实际好处会比过去的低效率、高增长时期还要多。改革开放刚开始，全国人大在1981年12月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经济建设十大方针。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下确立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支持下中速增长的新常态 值得庆幸的是，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得到了新的强大推动力。

不管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还是企业的负债率，都增长得非常快，已经达到甚至超出公认的警戒线。这些改革不算大，但对改善产业结构和增加就业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最明显的是普通劳动者就业情况的改善。其次，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一般生产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日益接近。

而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正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否则即使三令五申，反复动员号召，转型也还是举步维艰，成效不大。

这些都使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率增加。但是，这种情况在本世纪初发生了变化。多年来，我们主要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到20世纪末期，资源耗竭、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在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一种合意可欲的新常态。

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潜在生产力的研究都表明，从本世纪初开始，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下降。几十年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针在不同时期的执行情况差别很大。

一项是2012年从上海开始然后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以上分析说明，我们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找到新增长动力。

改革有所推进，体制有所改善，发展方式转型就容易取得成效。但是，早在本世纪初，中国社科院的蔡昉教授就已指出 刘易斯拐点（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发生逆转）的出现，人口红利会逐步缩减以至消失。

我国的经济效率在改革开放以后比起改革开放以前有所提高，主要原因是：第一，市场化改变了过去城乡隔绝的状态，大量农村用的资源，包括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得到了相对高效的利用。但是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十八大决定全面深化改革，这就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体制上的基础。这时，原有的体制缺陷就表现出来了。

第二个驱动因素是资本的增加，即投资。经济学家对投资拉动经济造成的消极后果做过许多分析。

这种情况现已表现得愈来愈明显。第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即从主要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到主要靠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方式。

这集中表现为国民资产负债表特别是其中地方政府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负债率）过高。九五改革的力度比较大，转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十五、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显得不那么有力，以至于到十一五最后一年的2010年，党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